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赏析 赏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
所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个成语出自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译为“因忧患而得以生存 因沉迷安乐而衰亡”。与“温水煮青蛙”的原理颇有相似之处。现在也有人当做忧国忧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意思
赏析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孟子所举的例证是舜帝、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六人。
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成为《孟子》最著名的篇章之一，后人常引以为座右铭，激励无数志士仁人在逆境中奋起。其思想基础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英雄观念和浓厚的生命悲剧意识，一种崇高的献身精神。是对生命痛苦的认同以及对艰苦奋斗而获致胜利的精神的弘扬。
借用悲剧哲学家尼采的话来说，是要求我们“去同时面对人类最大的痛苦和最高的希望。”（《快乐的科学》）
因为，痛苦与希望本来就同在。
说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太史公说得好：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 自序》）
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他们身处逆境的忧患之中，心气郁结，奋发而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缘故。
至于死于安乐者，历代昏庸之君，荒淫逸乐而身死国亡，其例更是不胜枚举。
所以，对人的一生来说，逆境和忧患不一定是坏事。生命说到底是一种体验。因此，对逆境和忧患的体验倒往往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可以自豪而欣慰地说：“一切都经历过了，一切都过来了！”这样的人生，是不是比那些一帆风顺，没有经过什么磨难，没有什么特别体验的人生要丰富得多，因而也有价值得多呢？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选自《孟子·告子下》，是一篇论证严密、雄辩有力的说理散文。作者先列举六位经过贫困、挫折的磨炼而终于担当大任的人的事例。
证明忧患可以激励人奋发有为，磨难可以促使人有新成就。接着，作者从一个人的发展和一个国家的兴亡两个不同的角度进一步论证忧患则生、安乐则亡的道理。
最后水到渠成，得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结论。全文采用列举历史事例和讲道理相结合的写法，逐层推论，使文章紧凑，论证缜密。
此外，文章多用排比句和对仗句，即使语气错落有致，又造成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有力地增强了论辩的说服力。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的学说，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国君实行“仁政”，要与民“同乐”。
孟子的思想学说就是著作《孟子》。《孟子》记载了孟子的言行，是一部对话体著作。其显著特点一是气势充沛，雄辩而色彩鲜明；二是善于以典型事例、比喻和寓言阐述事理。
此文选自《孟子·告子下》。春秋战国时期，战乱纷争，一个国家要想立于不败之地，要奋发图强，不能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这篇文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
作者介绍：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约公元前289年），名轲，字子舆，邹国（现山东省邹城市）人，有人认为邹国是鲁国的附属国，也有人说孟子是鲁国人。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
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是儒家的思想主义流派。在政治上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在学说上推崇孔子，反对杨朱、墨翟。孟子相传为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
父名激，母邹氏。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被后世尊称为亚圣。其弟子将孟子的言行记录成《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完成。
他提倡仁政，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游历于齐、宋、滕、魏、鲁等诸国，希望追随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前后历时二十多年。
但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没有得到实行。最后他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的政治论，是以仁政为内容的王道。
其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
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
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是出自孟子的一句名言。原文是这样的：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
这是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宋儒张载在其名篇《西铭》中也说：“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文章采用列举历史事例和道理相结合的方法，层层深入地论证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观点。全文共四段，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第一至二段）：用排比句式，列举了历史上六个著名人物的事例，有力论证人才要再忧患中造就的道理。第二部分（第三段）：从正反两方面论证经受艰苦磨炼的必要性，说明人处困境能激发斗志，国无忧患易遭灭亡的道理。第三部分（第四段）：得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结论，也是全文的中心论点。
这句话体现人才是在艰苦环境中磨练出来的。在担心害怕中生存发展，在安逸享乐中萎靡死亡。它是文章的主旨，文章中既有实例，又析事理；既有正面说，亦有反面说，由此及彼，逐层深入，就是为了突陷主旨，从而达到点明人才是在艰苦环境中磨练出来的这中心的目的。
【赏析】：
文章开头，作者一连列举了六位古代圣贤在困难忧患中崛起的事例，来证明“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一著名论断。这个推理过程属于逻辑学上的归纳推理，即由前面六个特殊的事例，归纳出后面带普通意义的结论；又通过后面的结论，说明了前面六个人物所以成功的原因：艰苦的环境，一方面给人们以困苦、饥饿、贫困、疲乏、忧虑，每每就不如人意，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些困难，坚定、振奋人们的意志，使人们在不断克服困难，求得生存的过程中增加了聪明才干。然而道理在此还没有说完，上面只谈到，在人与客观环境这一对矛盾中，客观环境对人的触动，反过来，针对人的主观世界对此又是怎样做出反应，孟子接着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客观环境的困难和自身判断的失误，造成人在改造客观的过程中的错误，而他也就在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教训，从而达到“能改”的境界——这个“能”，从语义上讲，不仅体现了人的愿望、决心，也体现了人的能力。他因为自身所遭遇的困难而忧虑、痛苦、困惑，造成内心的压抑，而他也就在不断冲破这些心理压抑的尝试中，活跃了自己的思维，激发了自己的创造力。更重要的一点，人是有感情的，又是社会性的，他有痛苦，有忧虑，想发愤，想创造，必然表现在形色上，吐发在言辞中，期望得到理解与同情、启发与帮助。人就在这一切与忧患的斗争中，一方面求得了物质的生存可能，另一方面更求得了精神的生存，表现了他的活力、意志、情感、创造能力，一句话，表现了他“生”的价值。这，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全部含义。
刘熙载在《艺概·文概》里指出：“昌黎（韩愈）以‘是’、‘异’二字论文，然二者仍须合一。若不‘异’之‘是’，则庸而已；若不‘是’之‘异’，则妄而已。”这种主张，实在起于孟子的影响。孟子在提出“生于忧患”这一“是”命题的同时，也提出了它的“异”命题： “死于安乐”。“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克己慎终。在外又没有敌国的抗衡、外寇的侵扰。如此安适的环境，首先带来的必然是精神的怠惰和意志的消沉。这是精神上的死亡。紧接着必然是物质上的死亡——“国恒亡”。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反一正，一是一异，相辅相成地说明了同一人生哲理的两面。既不使人因正面说教而感沉闷，又不为邀人眷顾而故发惊人之谈；既娓娓动听，又给人警策；既不庸，又不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一命题的明确提出，在孟子也许只是为了给人以政治道德上的启迪。但作为一条具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其影响绝不仅仅表现在政治道德上。特别是“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两句，直接导引了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创造的一条极重要的美学原则的形成，这就是“发愤抒情”这一美学创作原则。这亦是千百年来，孟子此篇所以脍炙人口的原因。
在修辞上，此文也很有特色。《孟子》善用排比句，往往采用一连串结构相同的句式，对于同一论题，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千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万里不可阻挡的气势。孟子文之称雄辩，这类句式的采用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配合归纳的推理方式，便采用了这种句式，一起首连举六位圣贤的成功事迹，从数量上给人以深刻印象，使人觉得“生于忧患”确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接着又极力铺排艰难环境给人们带来的磨难，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历述圣贤面对艰难忧患的正确态度与处理方法，最终得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结论，很有说服力。一般说来，铺陈排比的写法，固可造成宏大气势；若处理不当，也可致繁复拖沓之虞。其后的汉大赋，由于片面强调了这一特点，往往使人难以卒读。而孟子的这篇文章，虽通篇采用排比句式，却仍给人以行文简洁的印象。原因在于，孟子十分注意遣词用字，尽量扩充每一词语，尤其是动词的容量。以起首一段为例，共六句话，六个动词，包括一个“发”，五个“举”，既表现了人物由微贱趋向显达的运动过程，又暗示了人物身份：舜君子，是圣人，他的成功，固然因为尧的赏识，但主要靠的是他自身的才能与努力，故曰“发”；傅说等是臣，是贤人，他们的成功，固然因为自身的才能与努力，但主要靠的是明主的知遇，故曰“举”。
如同所有成就辉煌的文人学者一样，孟子的一生也是不甚得意的。此文写得如此出色，诚为“发愤抒情”的结果。
【原文】：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作者：孟子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