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原文简介 《师说》原文翻译和作者介绍
师说
作者：韩愈
朝代：唐代
出处：《昌黎先生集》
作品原文
古之学者必有师。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
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
是故圣益圣，愚益愚。
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
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
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
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
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
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圣人无常师。
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
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
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
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白话释文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
老师，是可以依靠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
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最终不能理解了。
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生在我后面，如果他懂得的道理也早于我，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
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没有疑惑难啊！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跟从老师而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
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
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能成为愚人，大概都出于这吧？人们爱他们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的老师，是教他们读书，帮助他们学习断句的，不是我所说的能传授那些道理，解答那些疑难问题的。
一方面不通晓句读，另一方面不能解决疑惑，有的句读向老师学习，有的疑惑却不向老师学习；小的方面倒要学习，大的方面反而放弃不学，我没看出那种人是明智的。
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
士大夫这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的，就成群聚在一起讥笑人家。
问他们为什么讥笑，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觉得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了。
”唉！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了。
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们不屑一提，现在他们的见识竟反而赶不上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
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
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
孔子说：“几个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
”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听到的道理有早有晚，学问技艺各有专长，如此罢了。
李家的孩子蟠，年龄十七，喜欢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不受时俗的拘束，向我学习。
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途径，写这篇《师说》来赠送他。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师说》大约是作者于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801—802），在京任国子监四门博士时所作。
贞元十七年（801），辞退徐州官职，闲居洛阳传道授徒的作者，经过两次赴京调选，方于当年十月授予国子监四门博士之职。
此时的作者决心借助国子监这个平台来振兴儒教、改革文坛，以实现其报国之志。
但来到国子监上任后，却发现科场黑暗，朝政腐败，吏制弊端重重，致使不少学子对科举入仕失去信心，因而放松学业；当时的上层社会，看不起教书之人。
在士大夫阶层中存在着既不愿求师，又“羞于为师”的观念，直接影响到国子监的教学和管理。
作者对此痛心疾首，借用回答李蟠的提问撰写这篇文章，以澄清人们在“求师”和“为师”上的模糊认识。
作品鉴赏
文学赏析
文中虽也正面论及师的作用、从师的重要性和以什么人为师等问题，但重点是批判当时流行于士大夫阶层中的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
就文章的写作意图和主要精神看，这是一篇针对性很强的批驳性论文。
文章开头一段，先从正面论述师道：从师的必要性和从师的标准（以谁为师）。
劈头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这个论断，紧接着概括指出师的作用：“传道受业解惑”，作为立论的出发点与依据。
从“解惑”（道与业两方面的疑难）出发，推论人非生而知之者，不能无惑，惑则必从师的道理；从“传道”出发，推论从师即是学道，因此无论贵贱长幼都可为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这一段，层层顶接，逻辑严密，概括精练，一气呵成，在全文中是一个纲领。
这一段的“立”，是为了下文的“破”。
一开头郑重揭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就隐然含有对“今之学者”不从师的批判意味。
势如风雨骤至，先声夺人。
接着，就分三层从不同的侧面批判当时士大夫中流行的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
先以“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作对比，指出圣与愚的分界就在于是否从师而学；再以士大夫对待自己的孩子跟对待自己在从师而学问题上的相反态度作对比，指出这是“小学而大遗”的糊涂作法；最后以巫医、乐师、百工不耻相师与士大夫耻于相师作对比，指出士大夫之智不及他们所不齿的巫医、乐师、百工。
作者分别用“愚”、“惑”、“可怪”来揭示士大夫耻于从师的风气的不正常。
由于对比的鲜明突出，作者的这种贬抑之辞便显得恰如其分，具有说服力。
韩愈个人作品
韩愈的作品非常丰富，现存诗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
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门人李汉曾编其遗文为《韩愈集》四十卷，今有《韩昌黎集》传世。
《韩愈文集》的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师说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韩愈
原文:
古之学者必有师。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yú)。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yú)！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dān)。郯(tán)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pán)，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翻译：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疑惑却不求老师指教，那成为疑难的问题，终究得不到解决。在我之前出生的人，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跟从他，拜他为师；在我之后出生的人，他懂得道理如果也比我早，我也跟从他学习，把他当作老师，我学习的是道理，哪里去考虑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呢？因此，不论地位显贵或是低下，不论年长年少，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唉！从师学习的风尚已经很久不流传了，想要人们没有疑惑很难呐！古代的圣人，他们超过一般人很远了，尚且跟从老师向老师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跟圣人相比相差很远了，却以向老师学习为羞耻。所以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大概都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吧？ 爱自己的孩子，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这是糊涂的！那些儿童的老师，教他读书，学习书中的文句，并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答疑难问题的老师。不知句逗（断句）要问老师，有疑惑不能解决却不愿问老师；小的方面倒要学习，大的方面却放弃了。我没有看到他的明达。医生，乐师及各种工匠，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中，说起老师、弟子的时候，这些人就聚集在一起嘲笑他。问那些嘲笑者（嘲笑他的原因），他们就说："那个人与某人年龄相近，修养和学业也差不多，（怎么能称他为老师呢？）以地位低的人为师，足以感到羞愧，称官位高的人为师就近于谄媚。"啊！从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由此就可以知道了。医生、乐师及各种工匠，士大夫之类的人是不屑与他们为伍的，现在士大夫们的智慧竟然反而不如他们。难道不值得奇怪吗？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经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一类人，他们的道德才能（当然）不如孔子。孔子说："三人同行，其中就一定有我的老师。"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比弟子强，懂得道理有先有后，学问和技艺上各有各的主攻方向，像这样罢了。 李蟠，十七岁，爱好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学习了，不被当时的不良习俗所限制，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遵行古人从师学习的风尚，特别写了这篇《师说》来赠给他。
韩愈
韩愈画像韩愈（768～824），字退之，汉族，唐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
人物历程
韩愈（768～824） 字退之，号昌黎，故世称韩昌黎，谥号文公，故世称韩文公，唐朝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另有祖籍邓州一说，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而韩愈世居昌黎,故又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倡导者，故与其并称为“韩柳”，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提出了“文以载道”和“文道结合”的主张，反对六朝以来骈偶之风。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美称。
评价
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指韩愈的古文提振八代的萎靡文风。），明人推崇他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韩愈画像和雕像(14张) 25岁中进士，29岁登上仕途，却在功名与仕途上屡受挫折。 德宗贞元十九年(803)被贬为阳山(今广东阳山县)县令。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又量移为江陵府法曹参军。 赴任途中，自郴至衡，路过耒阳，专程拜谒了杜甫墓，并作长诗《题杜工部坟》以吊之，最先认识到杜诗的价值。 与衡州刺史邹儒立会于石鼓山合江亭，留题古诗二十韵。《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全诗凡二百言，一韵到底，一气呵成，音调铿锵，气势磅礴，为自唐以来题咏石鼓千古传诵、脍炙人口之杰作，亦为后世文人学士所推崇，步其韵而歌者不乏其人。尤其是“瞰临渺空阔，绿净不可唾”两句，已成为后世人们广为传诵的名句。明万历中（1587～1598），与李宽、李士真、周敦颐、朱熹、张栻、黄干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 登临祝融峰，“韩愈开云”千百年来在南岳衡山传为佳话，历代文人以“开云”为题歌咏不绝。 他也是第一个写诗吟诵禹王碑的文人，明代杨慎称其《岣嵝山》一诗“发挥称赞岂在石鼓之下哉？” 因此四事，成为对衡阳人文历史影响最深远的大文学家。 （据《湖湘文化名人衡阳辞典》，甘建华主编，尔雅文化出品）
学习过程
韩愈三岁丧父，其兄韩会及嫂抚养之。韩会能文章，对韩愈有影响。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贞元二年（786年），19岁的韩愈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三试不第，直到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应考，才考中进士。此后又连续三次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皆不中。直到29岁才在汴州董晋幕府中谋得一个观察推官的微小官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岁时，任监察御史，不久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而被贬为阳山县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此后直到50岁，官职一直浮沉不定。元和十二年，韩愈50岁时，因参与平定淮西吴元济之役表现出处理军国大事的才能，迁为吏部侍郎，进入朝廷上层统治集团。但两年后，他却因上表谏迎佛骨而触怒宪宗，险些被宪宗处死，幸得裴度等大臣挽救，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在今广东）刺史。在潮州八个月，宦官杀宪宗，立穆宗，韩愈被召回朝，后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长庆四年（824）病逝于长安，终年57岁。
“字”来历
政治主张
韩愈在政治上主张天下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他和柳宗元政见不和，但并未影响他们共同携手倡导古文运动。他们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潮州，后因治政突出，迁袁州，即今江西宜春，刺袁州史。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以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重要诗人，他的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韩愈时代的诗坛，已开始突破了大历诗人的狭小天地。韩愈更是别开生面，也创建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他善于用强健而有力的笔触，驱使纵横磅礴的气势，夹杂着恢奇诡异的情趣，给诗思渲染上一层浓郁瑰丽的色彩，造成奔雷挚电的壮观。另外韩诗在艺术上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对后世亦有不小的影响。当然韩诗中也有追求怪诞诡谲的游戏文字，是不足取的。著有《韩昌黎集》，《外集》，《师说》等等。 教育思想： 韩愈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观比较复杂。他政治上提倡仁政，反对官吏对人民的搜括，要求朝廷宽免赋税徭役，表现了他关心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是他政治思想中的进步的一面。他热烈地提倡儒家正统思想，这是和他的政治思想适应的。但他也宣扬了儒家学说中的封建伦理观念，维护封建制度，这当然也是错误的。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古人超越历史，具有我们当今的思想。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韩愈的思想还有矛盾的一面，他努力维护“道统”，但往往又不自觉地破坏了“道统”。他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这一具有现实性和战斗性的思想。这一思想对他的散文成就是有杰出的、十分重大的影响的。文学成就
文学创作理论
文学创作理论上： 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 韩愈石像
一，以道为主。 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 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 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 韩愈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又将他与杜甫并提，有“杜诗韩文”之称。
诗歌创作探索
他在诗歌创作上也有新的探索。所谓“以文为诗”，别开生面，用韵险怪，开创了“说理诗派”的诗风。当然，他的诗也存在着过分散文化、议论化的缺点，对后代有不良影响。
热心的教育家
生平年表
唐贞元二年（788年）韩愈十九岁，怀着经世之志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均失败， 韩愈雕像
直至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进士考试才考取。按照唐律，考取进士以后还必须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韩愈又三次参加吏选，但都失败；三次给宰相上书，没有得到一次回复；三次登权者之门，均被拒之门外。 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韩愈二十九岁，受董晋推荐，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这是韩愈从政开始。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中，边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边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六年冬，韩愈第四次参吏部考试，第二年（801年）通过铨选。这时期写的《答李翊书》，阐述自己把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古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主张，这是韩愈发起开展古文运动的代表作。这年秋末，韩愈时年三十四岁，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韩愈步入京师政府机构任职开端。任职四门博士期间，积极推荐文学青年，敢为人师，广授门徒，人称“韩门第子”。 贞元十九年（803年）写了名作《师说》，系统提出师道的理论。冬，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在任不过两个月 韩愈
，为了体恤民情，忠于职守，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因遭权臣谗害，贬官连州阳山令。韩愈三年任职阳山令，深入民间，参加山民耕作和鱼猎活动，爱民惠政德礼文治，《新唐书·韩愈传》因此特书“有爱于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 在阳山令任上，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奔韩愈门下，与青年学子吟诗论道，诗文著作颇丰，今见之《昌黎文集》有古诗二十余首，文数篇。此时构思并开始著述的《原道》等篇章，构成韩学重要论著“五原”学说，这是唐宋时期，新儒学的先声，其理论建树影响巨大。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年夏秋之间，韩愈离开阳山，八月任江陵法曹参军。 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 元 韩愈
和三年（808年），韩愈改真博士。 元和四年（809年），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是年冬被降职调为河南令，以后相继任职方员外郎、国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年），晋升为比部郎中史馆修选，完成《顺宗实录》著名史书编写。 元和九年（814年），韩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 元和十年（815年），晋升为中书舍人。 元和十二年（817年），协助宰相裴度，以行军司马身份，平定淮西乱，因军功晋授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皇帝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 “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宪宗得表，龙颜震怒，要处以极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免得一死，贬为潮州刺史。韩愈任潮州刺史八个月，概括说来：驱鳄鱼、为民除害；请教师，办乡校；计庸抵债，释放奴隶；率领百姓，兴修水利，排涝灌溉。千余年来，使潮 韩愈纪念馆|
州成为具有个性特色的地域文化，潮州地区成为礼仪之邦和文化名城！ 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韩愈调任袁州刺史，虽然仅在袁州九个月，却办了一件“禁隶”的大好事，据新旧《唐书》记载：“袁人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则没入之。愈至，悉计庸得赎所没入之父母，七百余人。因与约曰：禁其为隶。”当地人为了感激韩愈的这一行为，建了昌黎书院（今存）表示纪念。 元和十五年（820年）九月，韩愈诏内调为国子祭酒。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 长庆二年（822年）单身匹马，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史称“勇夺三军帅”，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九月转任吏部侍郎。 长庆三年（823年）六月，韩愈晋升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之地称复杂难理，在韩愈整治下，社会安定，盗贼止，米价不敢上。后相继调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韩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
编辑本段代表作品
师说
【题解】 本文见《昌黎先生集》。为作者赠李蟠之作。主旨在于阐明师道。“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 韩愈
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原文】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题解】本文与《马说》同是宣扬重用人才的文章。然而写法自有不同。作者在本文中匠心独运，用“伯乐无几一过 韩愈听颖师弹琴
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比喻“大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赞颂乌重胤慧眼识贤、善于荐拔人才；又用“私怨于尽取”反衬乌公“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的难得可贵，似“怨”而实颂，且比正面称赞更为有力。文中也不直写温生之贤能，而是从多方面叙说温处士出仕后给东都带来的“不良”影响，反面衬出其过人之才，十分含蓄而巧妙。 【原文】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夫冀北马多天下，伯乐虽善知马，安能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谓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伯乐知马，遇其良，辄取之，群无留良焉。苟无良，虽谓无马，不为虚语矣。” 东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乌公以鈇钺镇河阳之三月，以石生为才，以礼为罗，罗而致之幕下；未数月也，以温生为才，于是以石生为媒，以礼为罗，又罗而置之幕下。东都虽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执事，与吾辈二县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咨而处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处者，谁与嬉游？小子后生，于何考德而问业焉？缙绅之东西行过是都者，无所礼于其卢。若是而称曰：“大夫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焉。”岂不可也？ 夫南面而听天下，其所托重而恃力者，惟相与将耳。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愈縻于兹，不能自引去，资二生以待老。今皆为有力者夺之，其何能无介然于怀耶？ 生既至，拜公于军门，其为吾以前所称，为天下贺；以后所称，为吾致私怨于尽取也！ 留守相公首为四韵诗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全文解释】伯乐一经过冀北的原野，马群就空了。冀北是天下马最多的地方，伯乐虽然擅长相马，怎么能使那里的马群空了呢？解释的人说：“我们说的空，不是没有马了，而是没有好马了。伯乐能识马，一遇到好马就把它挑去，马群里留不下一匹好马。如果没有一匹好马，那么说没有马，也不能算是假话了。” 东都洛阳，原本是士大夫的“冀北”。有真才实学而隐身不仕的，洛水的北岸有一位，叫石生，洛水的南岸有一位，叫温生。御史大夫乌公凭借度使的身份镇守河阳的第三个月，认为石生是个人才，就依照礼仪，把石生招入幕府。没有过几个月，又认为温生是个人才，于是通过石生作媒介，又把温生招入幕府。东都有真才实学的人尽管很多，可是怎么禁得起早晨挑选一个，把最好的带走，晚上挑选一个，把最优的带走呢？这样一来，从东都留守、河南尹起，到各部门的主管和我们两县的官吏，如果政事上遇到疑难问题，或者办案时遇到可疑点，找什么人去商量妥善解决呢？辞官回乡的士大夫们和谁一起游玩呢？青年后辈又到哪里去考究德行、请教学业呢？东来西往经过洛阳的官员们，也无法依礼到他们的住所去拜访。像这样也就可以说是：“御史大夫乌公一到洛阳，洛阳处士们的住所里就没有人了。”难道不行吗？ 皇帝处理天下大事，所托付、依靠出大力的，只有宰相和将军罢了。宰相为皇帝搜罗人才到朝廷，将军为皇帝选拔文人武士到军帐里，如果这样，要使国家内外不安宁，那是不可能的了。我被束缚在这里，不能自己引退，想依靠石、温两位的帮助度过晚年。现在，二位都被有权力的人要走了，这又怎能不使我耿耿于怀呢？ 温生初到，在军门拜见乌公时，希望把我前面所说的，代为天下人祝贺；把握后面所说的，替我表示对选尽人才这件事的抱怨。 东都留守相公首先写成一首四韵诗来赞美此事，我便依照他的诗意写了这篇序。 【另附思想感情】本文大力赞扬乌公对人才的识别与怜惜举荐，论述能识别人才者对人才的重要性。一是代为天下祝贺；二是对选尽人才这件事抱怨。其用意是大力赞扬乌重胤能识别人才，也是希望自己也能被发现、举荐。
编辑本段韩愈的曲江山水情
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他坎坷漂泊的一生中，曾与岭南结下不解之缘。他先后贬广东阳山、潮州，多次往返岭南过韶州曲江。他对曲江的山水风光赞叹不已，粤北的明山秀水中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据《中国历代名人胜迹辞典》中记载：韩愈（768-824），河南河阳（孟县）人，字退之，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唐贞元进士，后调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韩愈一生为官几十年，曾三上两下，坎坎坷坷，受尽颠沛流离之苦。他提倡儒学，开宗理学之先声。在文学上他反对六朝以来的淫靡文风，提倡散体，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的文章气势雄健，流畅明快，说理透彻，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昌黎先生集》存世。 韩愈一生钟情山水，他先后两次贬广东，对粤北韶州山水风光十分赞美。他在韶州留下最负盛名的一首诗，写于元和十四年（819），这年十月，他从潮州移袁州（江西宜春），结束了潮州八个月的贬官生活，酌量移内地，心情比较舒畅。途径韶州时，他受到了韶州刺史张端的礼遇热情接待。这次他游览了韶石山、皇岗山等曲江山水名胜，不但写下了《游韶石山》诗，还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将至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一诗： 曲江山水闻来久， 恐不知名访倍难。 愿借图经将入界， 每逢佳处便开看。 一句“曲江山水闻来久”，道出了韩愈对韶州山水风光的一往深情和赞叹的心声。“图经”即指古代的地图，类似现在的导游图，当时只限官方才有。所以这次韩愈与东道主韶州刺史借图经，游览曲江山水名胜，是他有意识的一次游览。也可以说是圆了他一个畅游曲江山水风光的梦。想当年，他贬往潮州时，途径韶州，就早有游览曲江的意愿，但那时和贬阳山时一样，既没有心情，也不具备游览条件。当年南下时他的船经过韶州宣溪，两岸的明山秀水，翠竹绿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曾写下了一首《晚次韶州宣溪》诗： 韶州南去接宣溪， 云水苍茫日向西。 客泪数行元自落， 鹧鸪休傍耳边啼。 眼前的曲江山水虽好，可那时他那有心情去游览；戴罪遭贬，“即日奔驰上道，连家属也扫地出门，发往岭南。”当他经过宣溪时，被苍茫清流的云水和两岸鸟语花香，翠竹两行的景色所吸引，但自己只能暗自落泪。据《曲江县志》载，宣溪，是曲江名水，在城南八十里，源出罗坑，东流六十里经樟市群星与溱水合（今北江）。至今当地还有宣溪水村名延用。韩愈在过宣溪时就为曲江山水所感染。这种至深感情是与他幼年十岁时暂住韶州两年是分不开的。那是唐大历十二年（777），他的兄长韩会因参与宰相元载党派斗争，而被贬韶州刺史。自幼丧父母的韩愈，由兄长抚养，所以他首次随韩会来到了陌生的韶州。当时年幼，对韶州的山水风光印象不深。但他毕竟是在韶州住了两年，喝过两年韶城的水，也算是曲江山水哺育过他，这也是他与韶州的缘份。事隔四十多年，往事匆匆，当他再度经过韶州时，的确感到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特殊情感。为了追记这件事，他曾专门写下了一首诗曰： 忆昨儿童随伯氏， 南来今只一身存。 目前百口还相逐， 旧事无人可供论。 这首诗讲的就是他幼时随兄嫂南来韶州谪居两年的旧事。这次再来韶州，情景不同，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但只有自己心中明白。 据史书记载，韩愈第二次遭贬，是因为反对迎佛骨而被贬的，所以历史上一致评论他反对佛教的。可是十分有趣的是他在韶州时却留下了一首与佛寺有关的诗，题为《韶州题秀禅师房》写道： 桥接水松行百步， 竹床莞席到僧家。 暂拳一手支头卧， 还把渔竿下钩沙。 据旧《曲江县志》载，韩愈这首诗是在韶州开元寺写给秀禅师的。开元寺，原名报恩光孝寺，在韶州西河。唐开元二年由僧宗锡建，名开元寺。后又改名为大梵寺。当时，韶州刺史韦宙曾请六祖惠能在寺内设坛讲经，后来“六祖坛经”在此形成。无论韩愈是否反对佛教，他在韶州开元寺留下这首诗，也是一件有趣的事。韩愈在韶州来往匆匆，年幼时虽住过两年，但真正了解韶州，游览曲江山水风光，这是他一生仅有的一次机会，可见他对曲江山水的深情厚意。[1]
这是韩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论说文。文章论述了从师表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
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十分发达，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学。韩愈写这篇文章时三十五岁，正在国子监任教。那么，韩愈为什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原来他听说的“师”，有其独特含义。既不是指各级官府的学校老师，也不是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启蒙教师，而是指社会上学有所成，能够“传道受业解惑”的人。韩愈既以这样的人自我标榜，也以好为人师而著称。＜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
唐代，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仍有沿袭。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他们无论学业如何，都有官可做。韩愈写＜师说＞的社会背景，可以从柳示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的一段话里看出。柳宗元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见，韩愈作＜师说＞，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实际上，可以把＜师说＞看作韩愈提倡“古文”的一个庄严宣言。六朝以来，骈文盛行，写文章不重视思想内容，讲求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尽管也产生了一些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却导致了文学创作中浮靡之风的泛滥。这种风气，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韩愈不是第一个提倡“古文”的人，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运动”的兴起、发展，并身体力行，培养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创作的年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