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与利文言文
1. 查《论语》十二章中孔子看待义与利的文言文是哪句
【原文】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译文】
孔子说：“君子明白大义，小人只知道小利。”
【评析】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孔子学说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一句话，被人们传说。这就明确提出了义利问题。孔子认为，利要服从义，要重义轻利，他的义指服从等级秩序的道德，一味追求个人利益，就会犯上作乱，破坏等级秩序。所以，把追求个人利益的人视为小人。经过后代儒家的发展，这种思想就变成义与利尖锐对立、非此即彼的义利观。
2. 利与义的文章
利与义之间平衡的艺术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绕着义利二字打转。把君子和小人就这样简单而粗暴的区别了开来，但是在，生活中大多数人既不是小人也算不上君子，但我们至少要做到看见“利”的存在的同时也要坚守自己的道义。俗话说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主要是在利与义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所谓不为利驱、不为物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义”教人奉献，“利”诱人占有，前者把人生变成一次义务的履行，后者把人生变成一场权利的争夺，殊不知人生的真价值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生命的意义不在奉献或占有。而在创造，创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积极展开，是人在实现其本质力量时所获得的情感上的满足。 综上所述，所谓义，应该是一种有正当付出，有正当回报的行为及行为精神。，而所谓利，则不仅仅只是一种索取，关键在于不妄取，不妄做，照我看来，利与义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我们在追求利益的同时，完全可以兼顾到做人的道义： 商人追求的是平等交换的利，利己不损人的利，满足了自己也方便了别人。 君子追求的是世道和善的利。志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国之栋梁应有之胸怀。求在利人，不在利己。他人与国家获利，就等同于自己获利。损己利人之心，虽人皆有之，但也惟君子常有。此类人当得社会称誉与信任。 圣人之求利，在于万民，在于长久；其利可施诸社会，可流诸百世。如孔子爱人之思想，老庄无为相谐之道。既秆于春秋战国，亦延至于今，使大众受用，可称之。 故为国求利者，圣贤；为己求利者，亦君子而非小人。 只要是凭着自己双手打拼赚来的，利己不损人的就应当说是有义之人。 总之，利与义并不矛盾，二者没有善恶之分，分别善恶的是我们的心，是取利还是取义，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心，利要取的合理合法，才能问心无愧，义要光明磊落，才能心安理得。
3. 关于利与义的文章
“普世伦理”的重要思想资源——《论语》的道德哲学（刘示范）《论语》一书总共一万五千余言。
通观全书，始终贯穿一个十分明确的思想：教人处理好“利”与“义”的相互关系，即处理好利益和道德的相互关系。这正是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
任何社会和有人群居住的地方，总有一个基本的关系，这是任何人都不可回避，也是回避不了的问题。《论语》书中所阐发的诸多观点，旨在教人以“义”（即以“道德”）制“利”（即“利益”），用“义”这种“道德”作为制衡“利益”的工具，以便将人们对利益追求的这种强烈欲望，牢牢地控制在社会整体利益所允许的范围之中，以此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有续运行及其健康发展。
由此看来，那种以“子罕言利”作为根据，断定孔子与先秦儒家是只重“义”，排斥“利”的。这是与孔子和先秦儒家的思想实际相悖的、不科学的结论。
《论语》书中，孔子和他的众弟子，对“义”与“利”的相互关系进行过多次讨论和辩论，也有多次正面的阐述，非常清楚地表明了孔子和先秦儒家在“义”、“利”关系问题上所坚持的以“义”制“利”的基本主张和坚定立场：《论语.里仁篇》有言曰：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放于利而行，多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雍也篇》载言曰：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论语·子路篇》记载：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宪问篇》又记：子路问成人。
……子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论语》各篇中所记孔子及其弟子有关“义”与“利”的相互关系的言论，均表明：孔子及其弟子在“义”、“利”关系问题上，主张：以“义”制“利”，使两者在社会发展的动态中保持某种“平衡”，由此取得社会稳定与发展。
这个基本主张，在先秦另一位儒学大师——孟子那里，表现得更是明澈。《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记载：孟子见梁惠王。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怕梁惠王不理解自己的用意，紧接着便晓以利害：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
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朱熹在这一段文字之后作注说：程子曰：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唯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
当是之时，天下之人唯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
（《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对梁惠王的这一番教诲，十分清楚地表明孟子及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强调以“义”制约与保证获得更大、更长久也更根本的“利”。为此，一定要防止急功近利。
作为一国之君，如果只顾眼前而不择手段地攫取“利”，其结果可能是社稷倾覆，性命不保，此时还有什么“利”可言呢？对儒家的这种“义”、“利”观，汉朝的思想家、历史学家司马迁的认识比较到位。他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白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迁非但理解儒家的上述“义”、“利”观，而且十分肯定和赞同这种“义”、“利”观。孔子与先秦儒家关于以“义”制“利”的“义”、“利”观，自孔子之后，对中华民族的积极影响深刻而久远。
两千多年以来，它一直是我们处理和解决国内外一切“利”、“义”关系所遵循的最基本的指导原则。实践证明：先秦儒家以“义”制“利”的基本主张，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尤其是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孔子和先秦儒家的“义”、“利”观，仍具有扬善拒恶的多种积极作用。在国际交往中，我们坚持这个原则，不论在经济往来中，还是在政治交往中，我们都能较快地得到对方的信任，朋友日益增多。
这都受益于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受益于博大精深的先秦儒家文化。在当前市场经济几乎遍布全球，不少人为了某种“经济”的或“政治”的利益，揎拳捋袖寸利必得地“斗争”，真应了古人所说的“争名于朝，争利于世”。
我们研究和讨论“普世伦理”和《论语》的道德哲学，就应当着重注意并弄清楚孔子和先秦儒家以“义”制“利”的道德原则。其中的一些基本思想，对于“普世伦理”的枸建，还是有积极镜鉴作用的。
4. 文言文翻译：《言而有信,见利思义》
【原文】
赵柔，字元顺，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学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时，为金部郎。
世祖平凉州，内徙京师。高宗践阼，拜为著作郎。后以历效有绩，出为河内太守，甚著仁惠。柔尝在路得人所遗金珠一贯，价直数百纟兼，柔呼主还之。后有人与柔铧数百枚者，柔与子善明鬻之于市。有从柔买，索绢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贱，与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与人交易，一言便定，岂可以利动心也。”遂与之。搢绅之流，闻而敬服焉。（选自《魏书·赵柔传》有删改）
【译文】
赵柔，字元顺，北魏金城人，年轻时就以德行才学闻名河西。沮渠牧犍做金帝时，赵柔做金朝的部郎。
世祖平定凉州以后，赵柔到京师任职。高宗即位以后，赵柔任著作郎。后来因为历任有政绩，出京任河内太守，仁厚的名声非常显著。赵柔曾经在路上捡到别人掉的一贯金珠，价值数百匹黄绢，赵柔立即叫回失主，把金珠还给了他。后来有人赠送给赵柔数百枚铧（犁铧，翻土农具），赵柔于是同儿子善明去集市上卖。有个人要买赵柔的铧，赵柔向他要价20匹绢。另一商人见他的要价低，于是要给他30匹绢来买，善明便打算卖给这个商人。赵柔说：“和别人做交易，一句话说了就好了，怎么可以因为利益而改变心意呢？”随即卖给了原来那个人。当时的官僚士绅听说此事后，都对赵柔非常佩服。
5. 作文,,《利与义》范文
学生的一收一据，众人的一贬一赞，孔子的一喜一怒。穿越时空的沉思，跨越千年的警钟：要理智对待利与义。
利是义的衡量。道德仿佛是一架天平，义在这头，利在那头，义有了利的衡量，道德的天平才能保持平衡。
在危难与道德交锋的那一刻，吴菊萍用她那双脆弱的双手，毫不犹豫的托住了高楼坠落的幼童，她选择了道德，她就选择了义，而那双手也因此骨折。她没有像常人一要把利与义划清界限，她同时选择了利，于是她接受了“最美妈妈”的表彰，更是接受了重金的酬谢。对此人们的看法不拘一格，而我认为利本应是义的衡量，吴菊萍的选择已是毋庸置疑。利与义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的关系仿佛是权力与义务，行了义何畏收利？难不成要像做了坏事那般“息事宁人”？
把捡到的贵重物品交到市 *** ，这在中国实在是件极其平凡的小事。既不需要大张旗鼓的表彰，也不需要失主的酬谢与款待。然而，爱国青年杨立在德国却有这么一段经历：克里斯托小镇的镇长为了让他领回一枚奖章和500欧元的奖金，竟发动了百名警察寻找。镇长曾郑重的告诉杨立，奖金可以不在乎，但必须接受，因为那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认可，也是整个社会对善举的尊重。是啊！行多大义收多大利，利是义的衡量，。学生的一收一据，众人的一贬一赞，孔子的一喜一怒。穿越时空的沉思，跨越千年的警钟：要理智对待利与义。
利是义的衡量。道德仿佛是一架天平，义在这头，利在那头，义有了利的衡量，道德的天平才能保持平衡。
在危难与道德交锋的那一刻，吴菊萍用她那双脆弱的双手，毫不犹豫的托住了高楼坠落的幼童，她选择了道德，她就选择了义，而那双手也因此骨折。她没有像常人一要把利与义划清界限，她同时选择了利，于是她接受了“最美妈妈”的表彰，更是接受了重金的酬谢。对此人们的看法不拘一格，而我认为利本应是义的衡量，吴菊萍的选择已是毋庸置疑。利与义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的关系仿佛是权力与义务，行了义何畏收利？难不成要像做了坏事那般“息事宁人”？
把捡到的贵重物品交到市 *** ，这在中国实在是件极其平凡的小事。既不需要大张旗鼓的表彰，也不需要失主的酬谢与款待。然而，爱国青年杨立在德国却有这么一段经历：克里斯托小镇的镇长为了让他领回一枚奖章和500欧元的奖金，竟发动了百名警察寻找。镇长曾郑重的告诉杨立，奖金可以不在乎，但必须接受，因为那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认可，也是整个社会对善举的尊重。是啊！行多大义收多大利，利是义的衡量，那衡量的背后不正凝聚了整个社会对善举的认同和尊重吗？
利是义的鼓励。道德仿佛是一株鲜花，义是花朵，利是徐徐的微风，义有了利的吹拂，道德的芬芳才得以发扬。
千禧之年，袁隆平教授接受了500万元的收购届“最高科学荣誉奖”。我不清楚跨越千年的“接受”是否还会迎来众人的一片唏嘘？只是倘若孔圣人可以再度点评，定还是只褒不贬。因为袁隆平的二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养活了千千万万的华夏子孙，养活了亿万的世界人口，这个奖项对他来说受之无愧。更何况，国家之所以设此重奖是对千千万万个有才之士的鼓励和号召，是对善举的传承和发扬。
雅典运动会中国取得历史性突破，赛后国家重奖了获金牌的运动员，这件事引起了众多议论，责难之语充盈于耳。然而重奖效应却在中国与此同时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它不仅激励了更多的运动员创造佳绩，更让“善举”的火炬一再传承——中国女排集体捐款慈善机构，球员明星签名售衣募捐活动等屡见不鲜。这便是对义与利最好的诠释，对道德最好的发扬。
跨越千年的沉思，穿越时空的警钟。流水化开春来也，心中自存清澈透明的流水，又哪怕是世间之利。理智对待利与义，让道德之花绽放四季。来自网络。希望帮助到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