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名人典故 急求关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名人及其事例。··········...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名人典故：
1、舜
舜，历来与尧并称，为传说中的圣王。《史记》说舜名重华，晋代皇甫谧又说他字都君。舜又称虞舜，据说是国号有虞，按先秦时以国为氏的习惯，故称有虞氏。还传说舜出生于姚墟，故姓姚氏。但《史记》说舜是“冀州之人”，唐代张守节特别指出：“蒲州河东县本属冀州。”似认为舜是河东县人。唐代蒲州河东县即今山西永济县，治所在今蒲州镇。
相传舜的家世甚为寒微，虽然是帝颛项的后裔，但五世为庶人，处于社会下层。舜的遭遇更为不幸，父亲瞽叟，是个盲人，母亲很早去世。瞽叟续娶，继母生弟名叫象。舜生活在“父顽、母嚣、象傲”的家庭环境里，父亲心术不正，继母两面三刀，弟弟桀傲不驯，几个人串通一气，必欲置舜于死地而后快；然而舜对父母不失子道，十分孝顺，与弟弟十分友善，多年如一日，没有丝毫懈怠。舜在家里人要加害于他的时候，及时逃避；稍有好转，马上回到他们身边，尽可能给予帮助，所以是“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常)在侧”身世如此不幸，环境如此恶劣，舜却能表现出非凡的品德，处理好家庭关系，这是他在传说故事中独具特色的一个方面。
舜家境清贫，故从事各种体力劳动，经历坎坷。他在历山(今地不详，一说即今永济县境内的中条山)耕耘种植，在雷泽{旧说即山东济阴境内的古雷夏泽)打鱼，在黄河之滨制作陶器，在寿丘(今地不详)制作家用器物，还到负夏(今地不详)做过小本生意，总之生计艰难，颠沛流离，为养家糊口而到处奔波。
相传舜在20岁的时候，名气就很大了，他是以孝行而闻名的。因为能对虐待、迫害他的父母坚守孝道，故在青年时代即为人称扬。过了10年，尧向四岳(四方诸侯之长)征询继任人选，四岳就推荐了舜。尧将两个女儿嫁给舜，以考察他的品行和能力。舜不但使二女与全家和睦相处，而且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卓越的才干和高尚的人格力量，“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只要是他劳作的地方，便兴起礼让的风尚；“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制作陶器，也能带动周围的人认真从事，精益求精，杜绝粗制滥造的现象。他到了哪里，人们都愿意追随，因而“一年而所居成聚(聚即村落)，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四县为都)”。尧得知这些情况很高兴，赐予舜絺衣(细葛布衣)和琴，赐予牛羊，还为他修筑了仓房。
舜得到了这些赏赐，瞽叟和象很是眼热，他们又想杀掉舜，霸占这些财物。瞽叟让舜修补仓房的屋顶，却在下面纵火焚烧仓房。舜靠两只斗笠作翼，从房上跳下，幸免于难。后来瞽叟又让舜掘井，井挖得很深了，瞽叟和象却在上面填土，要把井堵上，将舜活埋在里面。幸亏舜事先有所警觉，在井筒旁边挖了一条通道，从通道穿出，躲了一段时间。瞽叟和象以为阴谋得逞，象说这主意是他想出来的，分东西时要琴，还要尧的两个女儿给他做妻子，把牛羊和仓房分给父母。象住进了舜的房子，弹奏舜的琴，舜去见他，象大吃一惊，老大不高兴，嘴里却说：“我思舜正郁陶！”舜也不放在心上，一如既往，孝顺父母，友于兄弟；而且比以前更加诚恳谨慎。
后来尧让舜参预政事，管理百官，接待宾客，经受各种磨炼。舜不但将政事处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在用人方面有所改进。尧未能起用的“八元”、“八恺”，早有贤名，舜使“八元”管土地，使“八恺”管教化；还有“四凶族”，即帝鸿氏的不才子浑敦、少皞氏的不才子穷奇，颛顼氏的不才子梼杌、缙云氏的不才子饕餮，虽然恶名昭彰，但尧未能处置，舜将“四凶族”流放到边远荒蛮之地。这些措施的落实，显示出舜的治国方略和政治才干。
经过多方考验，舜终于得到尧的认可。选择吉日，举行大典，尧禅位于舜，《尚书》中称为舜“受终于文祖”。又传说是舜代替尧摄行天子之政，虽有天子之权，而无天子之号。与此二说差异甚大的一个传说是，舜将尧囚禁起来，还不让其子丹朱与他见而，舜自己做了天子，类似于后代的宫廷政变，篡权夺位。
舜执政以后，传说有一系列的重大政治行动，一派励精图治的气象。他重新修订历法，又举行祭祀上帝、 祭祀天地四时，祭祀山川群神的大典；还把诸侯的信圭收集起来，再择定吉日，召见各地诸侯君长，举行隆重的典礼，重新颁发信圭。他即位的当年，就到各地巡守，祭祀名山，召见诸侯，考察民情；还规定以后五年巡守一次，考察诸侯的改绩，明定赏罚，可见舜注意与地方的联系，加强了对地方的统治。
传说中舜的治国方略还有一项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在器物上画出五种刑罚的形状，起警戒作用；用流放的办法代替肉刑，以示宽大。但又设鞭刑、扑刑、赎刑，特别是对不肯悔改的罪犯要严加惩治，舜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欢兜流放到崇山，把三苗驱逐到三危，把治水无功的鲧流放到羽山，坏人受到惩处，天下人心悦诚服。
按照《史记》所载传说，舜摄政28年，尧才去世。舜于三年的丧事完毕之后，便让位给尧的儿子丹朱，自己退避到南河之南。但是，天下诸侯都去朝见舜，却不理会丹朱；打官司的人也都告状到舜那里，民间编了许多歌谣颂扬舜，都不把丹朱放在眼里。舜觉得人心所向，天意所归，无法推卸，遂回到都城登上天子之位。不过，传说中舜的都城与尧的都城不在一个地方。据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引皇甫谧所说；“舜所营都，或云蒲坂。”蒲坂在唐代是河东县，即今山西永济县。
尧死以后，舜在政治上又有一番大的兴革。原已举用的禹、皋陶、契、弃、伯夷、夔、龙、垂、益等人，职责都不明确，此时舜命禹担任司空，治理水土；命弃担任后稷，掌管农业；命契担任司徒，推行教化；命皋陶担任“士”，执掌刑法；命垂担任“共工”，掌管百工；命益担任“虞”，掌管山林；命伯夷担任“秩宗”，主持礼仪；命夔为乐官，掌管音乐和教育；命龙但任“纳言”，负责发布命令，收集意见。还规定三年考察一次政绩，由考察三次的结果决定提升或罢免。通过这样的整顿，“庶绩咸熙”，各项工作都出现了新面貌。上述这些人都建树了辉煌的业绩，而其中禹的成就最大，他尽心治理水患，身为表率，凿山通泽，疏导河流，终于治服了洪水，使天下人民安居乐业。当比之时，“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清平局面。
舜在年老的时候，认为自己的儿子商均不肖，就确定了威望最高的禹为继任者，并由禹来摄行政事。故舜与尧一样，都是禅位让贤的圣王。
据说舜在尧死之后，在位39年，到南方巡守时，死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山，称为“零陵”。
舜与尧一样，同是先秦时期儒墨两家推崇的古昔圣王。而舜对于儒家，又有特别的意义。儒家的学说重视孝道，舜的传说也是以孝著称，所以他的人格形象正好作为儒家伦理学说的典范。孟子继孔子之后对儒学的发展有巨大贡献，他极力推崇舜的孝行，而且倡导人们努力向舜看齐，做舜那样的孝子。说：“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犹)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他甚至设想，舜为天子，而瞽叟杀人被捕，舜虽不会利用权力破坏刑律而将其赦免，但一定到监狱里偷偷地把父亲背出来，一起逃到海滨，过无忧无虑的日子，为了共享天伦之乐而忘掉天子的地位。由于儒家的宣传，有关舜的传说事迹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留下极深刻的影响。 本世纪初，疑古学派认为，尧舜禹的传说出现较晚，而尧舜更晚于禹，故其传说为后人编造，其人纯属子虚乌有。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尧舜禹禅让的故事，确实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的情况，虽为传说，但自有其历史价值。有的学者特别指出，舜任命“八元”、“八恺”和皋陶等人，各有执掌，反映出部落联盟议事会已经开始蜕变为贵族的议事机构。说明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舜的传说，有助于我们认识原始社会瓦解时期历史发展的线索。
2、傅说
傅说，商王武丁的大臣。出生于某年四月初八日。因在傅岩(今山西平陆东)地方从事版筑，被武丁起用，故以傅为姓。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这件事在《墨子》、《国语》、《吕氏春秋》、《帝王世纪》、《尚书》等书中均有记载。
傅说从政之前，身为奴隶，在傅岩做苦役。那里是虞、虢两地交界之处，又是交通要道，因山涧的流水常常冲坏道路，奴隶们就在这里版筑护路。傅说就靠从事版筑维持生计，虽有才干，无从施展。
商王武丁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帝王。他即位之前，曾经生活在“小人”中间，比较了解社会上的实际情况。即位以后，三年没有理政，国事全由家宰管理，他从旁观察，思索复兴殷商的方略。后来，从版筑护路的奴隶中发现了傅说，擢拔为相。
傅说担任相国之后，辅佐武丁，大力改革政治，“嘉靖殷邦”，使贵族和平民都没有怨言，史称“殷国大治”，“殷道复兴”。武丁一朝，成为商代后期的极盛时期。
一代名相傅说，他到底是怎样治理国家，怎样使殷商中兴，却没有留下多少可供后人借鉴的言行。然而，关于他的传说，倒有不少。
3、 胶鬲
胶鬲是孟子直接点出“举于鱼盐之中”的名人。胶鬲原为商纣王时的大臣。
胶鬲，殷商时人，起初隐居在商地。周文王将他推荐给殷纣王做大臣。后来纣王暴虐无道，周武王兴兵讨伐。纣王得到了消息，便派胶鬲到鲔水地方等候周武王，打探实情。周武王军队到了鲔水后，胶鬲便问武王说：「西伯要到什么地方去？」武王回答：「到殷地。」又问：「什么时候到？」「甲子日到殷城外」於是胶鬲回朝覆命。当时刚好下雨，但武王仍带兵疾行，军师认为不可。武王说：「胶鬲已经回去覆命，如果我不准时到达，胶鬲一定会因此犯上欺君之罪而被杀；我们一定要准时到达，才能救得了胶鬲。」｜由此故事，可见武王之守信义，与胶鬲贤能而为文王、纣王、武王所重视。
4、 管仲
管仲（ ?-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
管仲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是废除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后来孔子感叹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也要穿异族服装了”。
管仲之所以能相齐成霸，是与鲍叔牙的知才善荐分不开的。管仲晚年曾感动地说：“我与鲍叔牙经商而多取财利，他不认为我贪心；同鲍叔牙谋事，我把事情办糟了，他不认为我愚蠢；我三次从阵地上逃跑，他不认为我胆小怕死；我做官被驱逐，他不认为我不肖；我辅佐公子纠败而被囚忍辱，他不认为我不知羞耻……。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管仲的著作，收入《国语·齐语》和《汉书·艺文志》。《管子》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内容极丰，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
5、孙叔敖
孙叔敖(áo)(约公元前630年~公元前593年)，姓孙叔，名敖，字孙叔，华夏族，楚国期思县潘乡(今河南省淮滨县)人。
据今2600多年。楚国贵族蒍贾遭陷害，幸有忠臣相助，其子蒍敖与母亲避难于现在的河南省淮滨县，改名孙叔敖。遇恩公收留，并将毕生学识倾囊相授。淮河洪灾频发，孙叔敖毛遂自荐，主持治水，倾尽家资。历时三载，终于修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座水利工程--芍陂，借淮河古道泄洪，筑陂塘灌溉农桑，造福淮河黎民。后来又修建了安丰塘等大量水利工程，2600年过去，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孙叔敖受楚庄王赏识，开始辅佐庄王治理国家。
孙叔敖辅佐楚庄王施教导民，宽刑缓政，发展经济，政绩赫然，主张以民为本，止戈休武，休养生息，使农商并举，文化繁荣，翘楚中华。因出色的治水、治国、军事才能，孙叔敖后官拜令尹(宰相)，辅佐庄王独霸南方，楚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国家。因积劳成疾，孙叔敖病逝他乡，年仅38 岁。
6、 百里奚
百里奚，亦称百里子或百里，宇里，名奚。春秋时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生卒年不详，秦穆公时贤臣，著名的政治家。
百里奚早年贫穷困乏，流落不仕，在被晋国俘虏前，曾游历齐、周、虞、虢等国，这使得他对于各国的民俗风情、地理形势、山川险阻知之甚悉，为他后来给秦穆公筹划东进准备了必要条件。百里奚早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坎坷的经历，使他尝尽了艰苦生活的滋味，也亲眼目睹了下层人民的悲惨处境，对他后来任秦国大夫时，为官清正，树立以民为贵的思想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百里奚辗转到虞国任大夫。秦穆公五年(前655年)晋国借道于虞以伐虢国，大夫宫之奇以“辱亡齿寒”劝谏虞君，虞君因曾经接受晋献公的宝玉“垂棘之璧”与名马“屈产之乘”而答应了晋国。百里奚深知虞君昏庸无能，很难纳谏，便缄默不语。结果晋在灭虢之后，返回时就灭了虞国，虞君及百里奚被俘。后来，晋献公把女儿嫁给秦穆公，百里奚被当作陪嫁小臣送到了秦国。他以此为耻，便从秦国逃到宛(今河南南阳)，被楚国边境的人抓获。秦穆公听说百里奚贤智，想用高价赎回他，又怕楚人不许，就派人对楚国人说：“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楚国人同意将百里奚交还秦国。百里奚回到秦国，秦穆公亲自为他打开囚锁，向他询问国家大事。百里奚推辞说，他是亡国之臣，不值得询问。秦穆公说：“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秦穆公与百里奚谈论国事数日，秦穆公十分赏识他，授以国政，号称：“五羖大夫”。这时他已是70多岁的高龄。
百里奚相秦期间，内修国政，教化天下，恩泽施于民众。作为诸侯国的大臣，百里奚劳作不乘车马，暑热不张伞盖，在都城里行走不用车马随从，不用甲兵护卫。这种平易朴素的品行，不仅为百官树立了榜样，也以实际行为感动了百姓。在当时这确是难能可贵，赢得了时人的赞许和尊敬。到他死后，“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春者不相许。”
古代
（国内）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写道：
1、周文王拘而演《周易》
2、仲尼厄而作《春秋》
3、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4、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5、孙子膑脚，兵法修列
6、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7、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8、《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国外）
贝多芬：双耳失聪，写下《欢乐颂》等广为流传的曲子
海伦凯勒：双目失明，双耳失聪，著有《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等
现代
林肯是美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总统，领导了拯救联邦和结束奴隶制度的伟大斗争。他一直是美国历史上最受人景仰的总统之一。而就是这一位得到了许多鲜花和掌声的伟大的总统，他的人生却异常的坎坷，从他的生平中可以看出，从七岁到二十四岁林肯的少年时光充满着人生的惨痛，从三十九岁到四十九岁这十年间，林肯的政治生活更是充满着挫败。直到通过无数艰辛的努力，最终在五十一岁时当选为美国第十六任总统，并以一个伟大的总统形象载入了世界历史中。
张海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张海迪五岁时因患脊髓血管瘤导致高位截瘫。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特的人生。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园，却发奋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的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和德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编著了《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书籍。也因此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偶像。
这年，越王勾践闻吴王夫差为报父仇，正加紧训练军队，准备攻越，遂不听大夫范蠡的劝阻，决定先发制人，出兵攻吴。吴王闻报，悉发精兵击越。两军战于夫椒。越军战败，损失惨重，仅剩5000余人，退守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南)。吴军乘胜追击，占领会稽城(今浙江绍兴)，包围会稽山。越王无奈，采纳大夫范蠡、文种建议，派文种以美女、财宝贿赂吴太宰伯演，请其劝吴王夫差准许越国附属于吴。伍员请吴王勿许。此时，夫差急于北上与齐争霸，不纳伍员之言，遂与越讲和，并率军回国。
夫椒之战，吴王夫差虽然获胜，但许越议和，没有乘胜一举灭越，为以后越国的发展及继而攻灭吴国埋下了隐患。
过了两年，夫差率兵把勾践打得大败，勾践被包围，无路可走，准备自杀。这时谋臣文种劝住了他，说：“吴国大臣伯喜否 贪财好色，可以派人去贿赂他。”勾践听从了文种的建议，就派他带着美女西施和珍宝贿赂伯喜否 ，伯喜否 答应带西施和文种去见吴王。
文种见了吴王，献上西施，说：“越王愿意投降，做您的臣下伺候您，请您能饶恕他。”伯喜否 也在一旁帮文种说话。伍子胥站出来大声反对道：“人常说‘治病要除根’，勾践深谋远虑，文种、范蠡精明强干，这次放了他们，他们回去后就会想办法报仇的！”这时的夫差以为越国已经不足为患，又看上了西施的美色，就不听伍子胥的劝告，答应了越国的投降，把军队撤回了吴国。
吴国撤兵后，勾践带着妻子和大夫范蠡到吴国伺候吴王，放牛牧羊，终于赢得了吴王的欢心和信任。三年后，他们被释放回国了。
勾践回国后，立志发愤图强，准备复仇。他怕自己贪图舒适的生活，消磨了报仇的志气，晚上就枕着兵器，睡在稻草堆上，他还在房子里挂上一只苦胆，每天早上起来后就尝尝苦胆，门外的士兵问他：“你忘了三年的耻辱了吗？”他派文种管理国家政事，范蠡管理军事，他亲自到田里与农夫一起干活，妻子也纺线织布。勾践的这些举动感动了越国上下官民，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斗，越国终于兵精粮足，转弱为强。
再说吴王夫差自从战胜越国后，以为没有了后顾之忧，从此沉迷于西施的美色，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又狂妄自大，不顾人民的困苦，经常出兵与其它国家打伏。他还听信伯喜否 的坏话，杀了忠臣伍子胥。这时的吴国，貌似强大，实际上已经是走下坡路了。
公元前482年，夫差亲自带领大军北上，与晋国争夺诸侯盟主，越王钗践趁吴国精兵在外，突然袭击，一举打败吴兵，杀了太子友。夫差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忙带兵回国，并派人向勾践求和。勾践估计一下子灭不了吴国，就同意了。公元前473年，勾践第二次亲自带兵攻打吴国。这时的吴国已经是强弩之末，根本抵挡不住越国军队，屡战屡败。最后，夫差又派人向勾践求和，范蠡坚决主张要灭掉吴国。夫差见求和不成，才后悔没有听伍子胥的忠告，非常羞愧，就拔剑自杀了。
夫差放虎归山，又沉迷于骄奢淫欲的生活，而越王勾践发奋图强，吴国的失败早已注定。
雄汉盛唐，是人们对汉唐历史认识的总体印象。唐之为盛，在玄宗统治的前期，有“开元盛世”的美誉；而唐之由盛转衰，则在玄宗统治的后期，以“安史之乱”为标志。这种集于一身的盛衰巨变，不仅强烈地震撼当时人的心灵，而且对关注这段历史的后人也一样产生强烈的心灵震荡。千百年来，它就像谜一样，令世人在叹惋之余，总想犁庭扫穴，直追谜底。人们常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唐的盛极而衰也当如此。假如我们从安史之乱往前追溯，一定会找到很多说头。人们关心这一盛衰巨变，对大唐开国以来的统治政策与政治运作中的失误自然不会放过，但对玄宗时期用人行政的得失利病及这一时期社会矛盾何以激化、安史之乱何以突如其来等问题的探讨肯定更有兴趣，因为这种盛衰巨变之所以发生在玄宗统治的晚期而不发生在别的什么时候，肯定与身为一国之君的玄宗有更为直接的关系，倘能从玄宗时期的统治政策及政治运作中解读出某种导致大唐盛衰巨变的奥秘来，自然更能获得满足感，也更有学术价值。
开元盛世的造就，当然不是天上掉馅饼，应该说是与唐玄宗的开明统治息息相关；而安史之乱的到来，也不是什么命运的捉弄，而是唐玄宗的昏庸统治所致。何以见得？理由如次：
先析“盛”之缘由。其一，玄宗即位之初，年方27岁，正是少年天子，血气方刚，具备大干一番的基本条件；其二，玄宗靠宫廷政变上台，没有老本可吃，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其三，满朝文武对武后以来的酷吏政治非常不满，渴望新君振衰起弊，刷新政治；其四，玄宗本人对武后以来的政治危机和社会矛盾也有所认识，对于如何化解矛盾使大唐航船重新驶向安全区域有所思考。这些因素合起来，就使开元时期的大唐政治开出一个新局面成为可能。事实也正是如此。在这一时期，玄宗能鉴往，能纳言，能任贤，敢放权，充分显示出一副励精图治的明君派头；而先后为相的姚崇、宋璟、韩休等人也是治世之能臣，有公心，敢谏诤，能办事，不贪不私不怕死。现聊举数例以示言之不虚：一是史载玄宗即位之初，“听政之暇，常览史籍，事关理道，实所留心”，可见玄宗上台后对治国理政、对历史经验，还是非常留意的。二是开元元年，姚崇具奏郎吏升迁事，玄宗装出一副很不耐烦、听不进去的样子，罢朝后对高力士说，职任宰相，大的决策可商量着办，但何必事无巨细一一汇报请示？姚崇闻之大喜过望，遂放手理事，“由是，进贤退不肖而天下治”。这是玄宗敢放权、臣下敢办事的一个例子。三是宋璟为相时，常常是对玄宗的态度不管不顾，必尽为臣之责，直言极谏，而玄宗也尽力配合，往往“书之座右，出入观省，以诫终身”。这是臣下敢谏诤、而玄宗能纳谏之一例。总之，有这班君臣合力同心站在前台吹拉弹唱，就足以保证大唐政权的高层政治运行有序，不会脱轨，而贪污腐败、结党营私的现象也就很难发生。加上其他因素的配合，出现政清人和的局面就在情理之中，大唐的鼎盛之局自然也就悄然而至。《旧唐书》对开元时期的这段历史是这样评说的，玄宗即位后，“纠之以典刑，明之以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黜前朝徼幸之臣，杜其奸也；焚后庭珠翠之玩，戒其奢也；禁女乐而出宫嫔，明其教也；……收兵而责帅，明军法也；朝集而计最，校吏能也。庙堂之上，无非经济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论思之士。而又旁求宏硕，讲道艺文。昌言嘉谟，日闻于献纳；长绺远驭，志在于升平。贞观之风，一朝复振。于斯时也，烽燧不惊，华戎同轨。……于时垂髫之儿，皆知礼让；戴白之老，不识兵戈。虏不敢乘月犯边，士不敢弯弓报怨。……年逾三纪，可谓太平。”这段话难免有些夸张，但一个励精图治的玄宗的风貌已是跃然纸上，一个太平安乐的盛世就如在眼前。难怪当时的著名诗人杜甫要写诗赞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小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
魏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
孔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亡，治而不忘乱”
欧阳修：“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魏绛：“‘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李商隐：“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周文王：“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