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现实意义:面对现在日益…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说法是否还有现实意义
有，其现实意义为：安乐必死
现在有一个新名词，叫“安乐死”。它指的是让上了年纪的人在未经历任何病痛、安逸舒适的情况下寿终正寝的一种方法。其实，细究起来，这“安乐”与“死”还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两千多年前的孟老夫子，写过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后人把这段话概括为八个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是说：人常常处于忧患即逆境当中，会愈挫愈强，其适应各种不同环境的能力会大大提高；反之，人常常处于安乐即顺境当中，会消磨志气，一旦离开了安乐的环境，就会因无所适从而死去。
人的生存是如此，动物的生存也情同此理。曾经一段时间，人们发现草原上的马的体型变得臃肿，奔跑的速度也大不如前。究其原因，在于它们少了天敌——狼的威胁。没有了狼在后面拼命追的生存忧患，经常处于养尊处优的安逸环境中，马的奔跑速度乃至体型都发生了明显的不利于自己的变化。
当然，我们说“安乐必死”是有条件的。条件之一就是不合时宜地“安乐”。
在太平盛世，于居安思危之外，追求一点安逸，享受一点快乐。在繁忙的工作之后来点放松，在紧张的学校之外来点休闲，也未尝不可。这样的“安乐”不会使人“死”去，反而会使人活得更加健康。
然而，如果是处在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你还不合时宜地一味沉浸在安逸和享乐之中，在灯红酒绿中打发光阴，在醉生梦死里消磨人生，那就必死无疑。
三国时蜀汉后主刘禅，这个“扶不起的阿斗”，看不到来自北方的魏国的进攻威胁，而让自己沉浸在无休止的寻欢作乐之中。结果不仅导致蜀汉王朝的灭亡，还使自己成了司马氏手下的一个囚徒。
这国破家亡的惨痛教训，并没有使他警醒，他还是一味地沉浸在司马氏为他设计的“温柔的陷阱”之中，以至“乐不思蜀”。最后只能让酒色淘空自己的身体，成了一具灵魂的空壳、活着的死尸。
“安乐必死”的条件之二是不加节制地“安乐”。宋代文豪欧阳修写过一篇《伶官传序》。在这篇文章中，他把庄宗的兴衰归结为十二个字：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应该说，庄宗的下场是很惨的，竟然死在了自己一直宠幸的伶人手里。本来嘛，作为帝王，有点个人的爱好，看看表演，听听戏也没有什么的，用它们来调节一下单调寂寞的“孤家寡人”的生活也未尝不可。
但这得有个限度。万一超过了这个限度，像庄宗一样宠幸伶人到让他们手握重权，对他们言听计从的地步，那就太过分了。这样不加节制的“安乐”，庄宗最后不“死”那才怪呢！
当代的统治者，难道不应该牢记“安乐必死”的教训，以阿斗和庄宗为戒吗？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说法，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涉及古代和现代的两个重大主题：
一是造就人才的问题。按照孟子的观点，人才是在艰苦环境中造就的，所以说“必先苦其心志……行拂乱其所为”，有了在艰苦环境中的磨练，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在客观条件恶劣的情况下，人的主观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孟子提出“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的观点。在主观、客观条件统一的前提下，人才就会脱颖而出。纵观古今中外成才的人物，无一不是在艰苦环境中打拼出来的。
二是治理国家的问题。孟子提出的“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论断，是针对国家领导人说的。如果国家领导人身边没有执法严格、直言敢谏的大臣，就会胡作非为；如果没有邻国的侵扰，国家领导人就会耽于安乐，进而亡国。
